2023年12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第83次外国专家文化活动在北外图书馆五层会议室举行，历史学院访邀著名汉学家、德国埃尔兰根大学汉学系当代中国史教授王马克（Marc Matten）带来题为“翻译的力量——如何实现全球史的去欧洲中心主义”的讲座。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任文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顾钧教授、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礼敬副教授和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吴思远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讲座开始，李雪涛教授对王马克教授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角作了简要介绍。王马克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主要关注20世纪的历史变迁，除了汉学，他还是一位日本学专家，曾在吉林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深造。李雪涛教授强调，王马克教授今天的讲座主题在全球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近代知识的流动与翻译密切相关，翻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没有翻译，就无法谈论全球史；翻译史的研究，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而且与各个领域的历史相互交织。基于此，王马克教授将探讨如何实现全球史的去欧洲中心化。王马克教授指出，今天的讲座主题与他的研究领域紧密相连。中国历史在德国高校中的边缘化地位与翻译有着重要的关联。近年来，中国图书市场上涌现的西方出版物远远超过了西方图书市场上的中国出版物；而且，翻译后在海外出版的中文著作也未能对非汉学领域产生持续的影响。本次讲座将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对德国历史学界如何应对中国在全球人文学科中的贡献提出一些看法，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知识迁移及其方向；霸权主义；迁移史；中国学术著作的翻译；翻译的角色；交叉史。在知识迁移方面及其方向方面，王马克教授认为，有时也存在欧洲中心主义问题。例如，“西学东渐”代表了现代化从欧洲中心向边缘地区的单向传播，这种认识方式在19世纪殖民时代的文化渗透中得到了合理化。然而，知识迁移的单向性导致了等级（hierarchy）问题，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的迁移主导了话语权（discourse
power）的分配（欧洲中心主义的特点）。随着后殖民思想的兴起，欧洲学术界开始对现有模式进行反思。例如，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等著作代表了这种反思的成果。全球化改变了欧美国家对非欧美国家的判断，同时也为全球史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全球史强调人、物和思想的迁移，但往往将这些迁移视为单向性的。在现代化的概念中，欧美的现代化模式被视为普适的，这正是“西学东渐”范式的基础。然而，多元现代化的提出引发了对这一思想的质疑。
就迁移史而言，王马克教授提出了双向迁移的概念。一个例子是斯文·
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他作为文化中介人与中国学者合作，共同编写并发表了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中发现的文物、地图等资料。另一个例子是袁复礼（1893-1987），他与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合作，在1921年的挖掘活动中首次发现了中国史前文明，开启了中国田野考察的历史。其中，袁复礼绘制的测绘图《仰韶遗址地形图》被誉为“中国考古第一图”。就中国学术著作的翻译而言，王马克教授指出，一些中国的著作在国外出版后影响非常有限。要追溯其原因，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著作是否满足了欧洲学术界的需求。学术翻译在其本质上是一种软实力，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已经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史和文化史一直只关注翻译的内容，而忽略了翻译的结构史(structu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也就是译者的身份、项目经费的来源、译著的出版方式和市场策略以及对译著的选择等等因素。就交叉史（Histoire croisee）而言，王马克教授指出，可以借鉴法国历史学家Bénédicte Zimmermann 与 Michael Werner的方法，强调两个民族国家或文化之间的知识与文化迁移不符合从发送者（sender）到接收者（receiver）的模式，因为该模式涉及上下关系（等级、霸权）的问题。Zimmermann和Werner提出，应换角度从接收文化出发，首先确定此文化缺乏什么，再查询需要引进什么作为补充。通过以上分析，王马克教授得出结论，为了消除欧洲中心主义，国外学术界需要承认自身人文学科的一些不足之处，并与之相适应。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人文学科的翻译才有机会在欧洲学界被接受和认可。最后，王马克教授还以1931年马君武（1881-1940）在《良友》杂志上对德国摄影师吉尔哈德·瑞贝卡(Gerhard
Riebicke, 1878-1957) 的作品《跳跃的人》（Mann
im Sprung, 1924) 的引用与再阐释为例，指出在全球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交叉史，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从社会结构史的角度出发，关注边缘的观点和微观史的视角。左图：吉尔哈德·瑞贝卡 (Gerhard Riebicke, 1878-1957) ，《跳跃的人》（Mann im Sprung, 1924)
右图：马君武，《人，活跃于天地之间》，《良友》，1931年第60期
李雪涛教授在总结时指出，以往我们关注翻译技巧与翻译本身，但王马克教授告诉我们要关注翻译的结构史，做学术翻译应该考虑海外学术界的需求，并完整介绍知识生产的过程。正如黄俊杰教授所言，马君武对Gerhard Riebicke的摄影作品的解释是去脉络化、再脉络化的过程，在阐释中融入道教和儒家思想。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不是自然衍生的，体现了文化互化现象。与谈阶段，任文教授以翻译学的视角对王马克教授的讲座进行了回应。她认为，知识既是翻译的起点，也是翻译的目的，因为翻译促使知识的流动。翻译史必然与全球史紧密相关，各个学科的研究也离不开翻译史，后者在近代学科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翻译为学科的积累提供了基础，而学科的发展也在翻译的过程中展开。翻译既具有知识建构的特性，也需要考虑归化和异化以及副文本的问题。翻译需要思考文化相互交融和去中心化的问题，同时也要避免自身的中心化倾向，从cross culture到interculture再到transculture，超越二元对立，实现对话。
接下来，顾钧教授从汉学角度进行回应。他指出，翻译在佛教从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从“佛教在中国”到“中国佛教”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元12世纪，佛教在印度衰落，又反过来从中国反哺，这也是翻译的力量。翻译里的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拿来更有动力。近代中国需要西方的知识，所以拿来主义兴盛。另一方面，卜德（Derk
Bodde，1909-2003）翻译冯友兰（1895-1990）的《中国哲学史》历时16年，翻译过程中没有任何资助，译著依然反响很好，这说明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会有人主动翻译、拿来。吴礼敬副教授从翻译史的角度进行回应。他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探讨了到底翻译什么、由谁来翻译、结果如何评判等问题。吴思远副教授列举了辜鸿铭（1857-1928）和林语堂（1895-1976）和对“洋货”与“土货”的翻译，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和北京语言大学（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的校名英译等例子，指出翻译要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